赵超构在延安的三十四天
1944年，国民党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同意组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去延安。当年6月9日，参观团抵达延安，进行了为期34天的参观访问。该团由6名外国驻华记者、9名国统区中国记者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共21人组成，《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名列其中。
赵超构，原名景熹，曾用笔名史铎、沙、林放，191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他先在温州读中学，1929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攻读财经，开始接触进步书报，毕业后任南京《朝报》国际新闻编辑与主笔。1938年，他加盟《新民报》任主笔兼国际新闻编辑，行文辛辣却关心民间疾苦，言语犀利但关注全局，是当年《新民报》知名的“三张（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一赵”之一。
赵超构能够成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颇有一些戏剧性。《新民报》最初上报的是采访部主任浦熙修，国民党官员一见名字，便以“女人不便”为由拒绝了。他们知道，浦熙修不仅思想“左”倾，和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来往密切，而且弟弟妹妹已在延安，妹妹还是彭德怀的夫人。之后，《新民报》又上报了张恨水，谁知出发前夕，因家人急病，张恨水临时退出。于是，赵超构便成为第三位人选。国民党中宣部对他挺满意：此人两耳重听，又讲一口难懂的温州官话。他们说：“就让这个聋子去吧。”
对于“大后方”的新闻界来说，到延安去采访是一桩大事。由于国民党二三十万军队对边区多年的封锁，加上造谣污蔑，延安成了十分神秘可怕的地方。赵超构动身之前，曾与朋友商量，应当采取一个什么态度？张恨水提出“观察，最好一切客观”，还写了篇《送沙先生西游》发在《新民报》副刊上，以壮行色。社长陈铭德为赵超构设宴饯行，重申“国民的公正观点”“忠实地介绍和自由地批评”的记者责任。
进入延安，赵超构的第一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起初，由于主客双方缺乏相互理解和信任，沟通并不顺畅。过了一个星期，赵超构渐渐懂得了延安人的感情，接触了更多延安的新事物，对“延安道路”有了新认识：“共产党在这边所做的一切，虽然不尽为我个人所喜欢，却不能不承认其若干事情的强处。”
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是延安之行的重头戏。6月12日，赵超构作为代表团成员首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印象是“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的演说”。毛泽东先向中外记者讲了一段话，然后分别答复各报记者提出的问题，见面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赵超构事后回忆说，毛泽东作出的论断，后来都被证明是英明正确的。当晚，在大礼堂观看京剧。赵超构坐在第一排，忽然发现右侧邻座上与他并肩坐着一个人，正是毛泽东。一时间，他难免有些局促，但立刻就坦然了。因为这时的毛泽东，已不是会见记者时肃然坐在主席位置上那个没有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他酒后两颊微酡，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与赵超构等谈话。他称赵“赵先生”，赵称他“毛先生”。毛泽东对戏很有兴味，不时发出尽情的笑声，甚至恣意捧腹大笑。这天晚上与毛泽东相处的几个小时，赵超构感到“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通过接触，赵超构对毛泽东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感慨地说：“毛泽东是一个最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毛先生的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功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作出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功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这样的评价平实而生动，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在延安，朱德、周恩来、贺龙、叶剑英、林彪、王震等党政军领导人，也给赵超构留下深刻印象。最使赵超构难忘的是，周恩来用4个小时给他讲解《新民主主义论》，并且具体安排他的采访工作。在他看来，朱德“虽然是久经风涛的人物，可是朴素如乡农”；贺龙“有军人的仪表和气概，有一撮胡子和一副方正的面庞，说话的态度非常愤激”；李鼎铭“是陕西米脂人，带着浓重的乡音，颇不易懂。后来有一回，他曾对我们大谈其易经，使我们记者团中最有经验的记者，也为之搁笔”；博古“一口上海官话，笑声爽朗，议论风生，很有勾引对手交谈的本领”……这些对边区党政军领导栩栩如生的记述，对国统区读者来说是难得一见的。
赵超构观看了延安文艺演出，对陕北民歌小调以及秧歌剧终生难忘，“西洋歌总是那个样子，好听，而不亲切……本国的民歌就不然，那全是我们自己的乡村情调，所有民歌中所含蓄的感情趣味，全是我们所共通的……”他称赞《黄河大合唱》这样大的演奏，在延安是不容易的；他感慨过去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秧歌，在毛泽东发表“文艺讲话”后热烈地干了起来；他认为，“秧歌之所以受民间的欢迎，也就因为它的嬉笑怒骂，尽是和民众共鸣的”。
在延安，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每一天都在感染着赵超构。6月14日，中外记者团参加联合国国旗日民众庆祝大会，“保卫延安，保卫西北”的口号在会场上此起彼伏，“在演说期间，群众一受暗示，便高呼口号，声震山谷，就是指挥台上的总指挥，也难于制止他们……这一队的呼声停止，那一队的口号又起，此断彼续，一个人的演说总要打断好几次”。
作为中国传统文人，赵超构十分关注边区的文人和文艺。除了和代表团一起走访了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与吴玉章、吴伯箫、萧军、艾青、成仿吾、艾思奇、范文澜、陈学昭、周扬等文化界人士见过面，他还希望邓颖超安排对作家丁玲、话剧演员陈波儿等进行个别采访。因为这些作家和艺术家，是“大后方”读者特别是文化艺术界所关注和熟悉的。在重庆，有传言她们已经在延安整风中被“整”死，国民党的反动媒体也借此大做文章，渲染什么“无定河边一堆骨，延安城内三整风”。
端午节这一天，赵超构采访了丁玲。丁玲当时是边区文化协会负责人，“穿着灰色军服，挺精神的”。她向赵超构介绍了边区文艺运动的概况，还一口气讲了几个战地故事，使在座的人听得津津有味。丁玲还主动邀请赵超构等人去市里下馆子喝酒聊天，解答赵超构关于边区文艺运动的各种疑问。陈波儿特地骑马从乡下过来见赵超构，她个头不高，穿了一套工人装，外面披了一件夹克衫，说起话来坐立不定，不时挥着手势，依然是演话剧的姿态。
赵超构利用一切机会，对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在他的眼中，边区的建设道路是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生产得到发展、民主得以实行、科教文卫事业都有进步，民众有着“标准化”的生活待遇。他盛赞大生产运动，“几乎没有一处是荒废的，所有的山地都成了田陌”。他目睹在模范示范作用下，“延安少了很多无所事事的人”。他觉得延安共产党员能够率领大众，其原因“一是政策，二是作风”。他听到勤奋工作的工人发自肺腑的声音：“为共产党做工就是为自己做工。”他还对体现边区民主的“三三制”有深入思考，认为它“虽不足以代表完全的民主，却不失为聪明漂亮的办法”。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对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和生活难以真正理解，但以客观的视角记录了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切。
回到重庆后，参观团几乎每个成员都发表了采访报道。《中央日报》别有用心地抹黑中国共产党的系列举措；《大公报》展示了对“延安道路”的纠结与怀疑、担忧与认可；在美国合众社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的笔下，“延安道路”是一条政治性较弱、较注重人道主义的道路。而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则无疑是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所有报道、著作中最受关注的作品。
7月下旬，重庆酷热难耐。赵超构一头扎在市郊山洞花坵湾的农家居室，夜以继日埋头写作在延安一月的见闻。稿子是边写作边送检边刊登，十余万字的长篇通讯在大半个月一挥而就，7月30日开始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上连载。由于作者写得巧妙，除了其中的《延安青年》等少数几篇被国民党“检扣”外，其他篇章基本上都通过检查。通讯比较客观详细地介绍了红色根据地延安的民情民风和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工作生活，使国民党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谣言不攻自破。正如陈铭德在结集出版《延安一月》的前言中所说：“本书虽不过是新闻记事性的作品，但在我们未能清楚认识延安真面目的现在，这一些轮廓性的报道，多少可以破除一些不应有的隔膜。”
长篇通讯在连载时即引起轰动，《延安一月》出版后也屡次再版，甚至远销国外。它成为很多人对延安最初印象的重要来源，有人甚至怀揣着《延安一月》直奔延安解放区。中外记者团访延安之后1个月，美军司令部正式派观察组常驻延安，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和军事合作。国民党当局惊呼：“没料到，这个聋甏记者给我们捅个大娄子！”出版不久，《延安一月》即被国民党新闻宣传部门列为禁书。周恩来则将其称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
毛泽东看过《延安一月》，说：“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赵超构也从此与毛泽东成为朋友，并先后受到毛泽东的7次接见。时至今日，《延安一月》仍是研究抗战时期延安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