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九月来信”来龙去脉
1929年12月28日，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万源祠，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下召开，这就是古田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为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案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可见，中央“九月来信”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提供了指导依据、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会议的成功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一
众所周知，初创时期的红军成分复杂，主要是农民和旧军人。他们虽然已经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思想上存在的小私有者和旧军队的烙印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怎样把这样一支杂乱的部队建设成为区别于任何旧军队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军实践中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解决的重大问题。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民起义军一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928年6月，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主力转战到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
井冈山会师极大地振奋了军威士气，增强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革命武装力量。
伴随着井冈山残酷的斗争，这支部队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影响最大的一支红军部队。
二
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周恩来在险象环生、敌特遍地的环境下，以他的冷静和机智指导各地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时刻关注着远在罗霄山脉的红四军的最新动向。中共中央几次派人送信给红四军，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对红四军的状况缺乏具体了解，十分焦急。但从各种渠道汇集的消息来看，红四军的确处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中。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于1929年1月中旬离开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关于红四军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毛泽东、朱德出来的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指示信。1929年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修改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
中央“二月来信”是周恩来替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而起草的。由于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估计不足，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中央“二月来信”由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携带赴江西寻找红四军。几经辗转，当毛泽东、朱德见到这封信时已是1929年4月3日。此前的1929年2月，红四军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诱歼追敌刘士毅旅大部。这个大胜仗扭转了红四军原来的被动局面。紧接着，又在吉安东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合，在这里站住了脚跟。而中央的指示信中充满忧虑的语调，同红四军刚刚欢庆大捷的胜利场景显得很不协调。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根据会议精神，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给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还全面分析了南方数省的革命形势，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复信还详细总结了红四军采取的游击战术。后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中央改变了“二月来信”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见。4月4日（也就是红四军写报告的前一天），中央常委讨论红四军问题时，周恩来说：朱、毛出来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4月7日，中央发出了经周恩来修改过的致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信中说，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关于调朱、毛出来的事情，只是说：“润之、玉阶两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调朱、毛出来的事情，实际上就此作罢。
1929年6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前委4月5日的复信。会上，周恩来表示，中央2月7日的信所谈的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他说：目前的形势，全国的混战期是延长的，这于红军的发展有很大的便利，常委已通过召集一个军事会议，现在很需要朱、毛处来一个得力的人。对其他处红军，军事会议也应详加讨论。
三
与此同时，随着革命的深入和红军的发展，1929年春夏之交，红四军党内对红军创建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和政治工作的作用、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的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一些同志所接受，甚至在红四军“七大”被越权选掉了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职务。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收到福建省委派秘密交通员送来的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从这些信件的内容，周恩来敏锐地发现，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会上，周恩来在讨论红四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时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做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已解决的问题不应再争论，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
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八月来信”）。周恩来依据所得到的材料，初步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及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争论，作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建党建军主张，并对一些主要的错误思想作了比较严肃的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指示信还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
在中央指示信发出的第五天，陈毅抵达上海。周恩来听取了陈毅的口头汇报，两人作了多次长谈。特别是在阅读了陈毅的“五万言报告书”后，周恩来对红四军的全面状况有了更加深入完整的了解。在他看来，1929年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显然不足以解决红四军的问题，重新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迫在眉睫。
192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并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对红四军的指示信。三人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谈话、讨论和研究，深入分析问题症结，努力探求解决之道，最终形成统一的意见。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1929年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
这封近万字的指示信分为“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朱毛问题、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九个部分。指示信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都作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指示信还决定朱、毛两人仍留在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责成前委“须使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这就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1929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三人委员会集体研究，经周恩来审定修改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随后，周恩来又叮嘱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四
参加完全国军事会议之后，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带着重要指示，长途跋涉，披星戴月，重返红四军。1929年10月22日，陈毅在松源和朱德见面，详尽介绍了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研究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种种感受，传达了党中央对红四军的一切指示。当天夜里召开的前委会议上，陈毅正式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谈了落实中央指示的具体办法。会后，陈毅立即派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曙光小学（原廖氏宗祠）举行。这是红四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中央“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开好古田会议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